本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源于全球化

　　中国经济在最近5年中出现了新一轮高增长，GDP年增长均在10％以上，而这期间，也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过程，这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本轮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全球化。

　　第一，中国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中国制造产品销售的全球配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80年代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平均还不足50亿美元，90年代年均增加至近300亿美元，2000年以来年均超过了600亿美元，2007年中国FDI突破800亿美元。伴随FDI增加和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大量“中国制造”产品远销世界各地，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分别达到21738亿美元、12180亿美元和9558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的全球排名自2004年后，已稳定上升至全球第三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跃升到接近70％。中国制造业所需的原油、矿产品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也大量通过国际采购来满足。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产业资本、技术和能源原材料等资本要素与中国相对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得到有效结合，从而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潜在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大量输往国外，消化了部分国内产能，外部需求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外资流入，如果没有大量的原油、原材料进口，如果没有高速增长的出口，就很难想象经济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

　　第二，外贸顺差高速增长是中国GDP高增长的重要源泉，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顺差增长。2002－2004年，年均贸易顺差为300亿美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2005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1775亿美元，2007年达到2622亿美元。2005、2006、2007年顺差同比增长为219％、74％和48％，而同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幅度基本保持在25％和15％左右。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接近7％，对GDP增幅的贡献接近2.7个百分点。其中，对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约5％，对中国GDP增幅的贡献超过1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经济不得不长期依赖投资增长，而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需要通过出口来消化，有些投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为外需而进行，如果没有出口的高速增长，那么投资高增长就难以为继，经济高增长也就难以维持。

　　第三，虽然顺差过快增长也带来了部分问题，比如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高企等，但这些负面影响，不足以抵消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由于贸易顺差超常增长，我国外汇占款激增，从2005年1月份开始，外汇占款的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50％以上。外汇占款的规模从2004年初的3.5万亿，增加到了2005年底的7.1万亿，增长了近100％，到2007年9月份，已经达到12.5万亿。外汇占款激增导致基础货币发行被动放松，进而导致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M2与GDP之比，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一般在1.0以下，如美国基本上保持在0.5－0.6之间，而中国这一比例已经高达1.65(2006年数据)。M2／GDP过高说明经济运行中货币超额供给，流动性过剩情况比较严重。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价格攀升和通胀高企等提供了条件。这些负面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足以抵消外贸顺差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第四，如果当前针对通货膨胀和流动性的宏观调控，主动地引发外贸顺差增速的下降，将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大的增长趋势产生不利影响。针对顺差过大，政府已经采取了降低出口退税税率、提高出口关税、人民币升值等措施，这些政策的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外贸顺差增速减缓，由一季度的3位数增长降至07年全年的48％左右。这种政策效应在2008年还会持续，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主动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外贸顺差下降，很可能导致贸易顺差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大幅下降，将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